20卷本60万字的煌煌大书——《云冈石窟全集》

云冈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全集》将“云冈学”推到一个新高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流传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

而近日，

云冈石窟迎来新的学术高峰——

云冈人用7年时间，

栉风沐雨，

用脚步丈量，

用镜头捕捉，

以求索之心解析，

一举推出20卷本60万字的煌煌大书

《云冈石窟全集》。

《云冈石窟全集》，

绝非一人之功，

在20卷“大书”的背后，

倾注了很多专家、学者以及云冈人的心血。

今天的主人公王恒，

1985年至2002年一直在云冈石窟研究院工作，

早已视云冈为家，

为云冈石窟的研究做出很多贡献。

在《云冈石窟全集》编撰期间，

王恒担任副主编，

20卷全集当中所有的撰稿，

他都是第一责任人。

做这件事的时候，

王恒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但依然承担了此项重任，

用他的话说，

“今生来做云冈人，就是要拼尽全力，

守护这座千年石窟。”

7年里，

王恒不仅竭尽所能，

也带领更多的云冈人，

锻造了云冈品质，

《云冈石窟全集》就是最好的见证。

一说起云冈，王恒就滔滔不绝

重返云冈 每天被“电话”叫醒

云冈老照片

在《云冈石窟全集》编撰委员会里，王恒是最资深的“云冈人”，当过十余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书记。在全集编撰工作提上议程时，时任大同市政研会秘书长的王恒马上就要退休了，后专门经过组织批准，云冈石窟研究院又特聘他重返云冈。提起这段经历，王恒笑着说：“我是第二次到云冈上班，也算新人。”

王恒始终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次来云冈石窟上班时的情境，“面对绵延一公里，大大小小几百个雕凿在山壁上的石窟和雕刻精美、随处可见的佛教人物、建筑，我是既兴奋又茫然。”从那时起，王恒就下定决心要搞清楚这个有着1500年历史的佛教石窟的谜底。1999年，王恒发表了第一篇名为《从犍陀罗到云冈》的论文，揭示了犍陀罗艺术与云冈石窟艺术之间的关联，他把云冈石窟艺术放在世界文化史和佛教史的历史坐标中，有力地证明了云冈石窟艺术的最大价值。王恒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云冈的专家。

云冈老照片

2002年，王恒调入大同市委宣传部工作，尽管离开了云冈石窟研究院，但他依然心系云冈发展。2012年，当张焯与青岛出版集团签订编撰《云冈石窟全集》的事宜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王恒，请他出山。那时候，距离王恒退休还有一年的时间，他深知这是一场硬仗，一场需要全情投入的“战役”，却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回到了云冈石窟工作，谁都没想到，这一坚持就坚持了七年之久。

“作为副主编，主编张焯给我的任务是把握总体，重点起草‘凡例’，全集总论和第一、二卷释论的撰写和其他各卷释论的阅改，并确定和配置《全集》所有文稿中的插图。”写稿子和审稿是件耗神的事情，王恒每天坐在办公桌前长达十多个小时，从文稿内容所涉及的洞窟图像到引用文献，从前人的研究到云冈人自己提出的论点等等，都需要仔细斟酌和认真推敲。“《云冈石窟全集》是争气工程，对于我们这些云冈人来说，是责任，是使命，是守护这座千年石窟所必须要走的路！”

在《云冈石窟全集》编撰的这七年来，倾注了以张焯、王恒为代表的太多人的心血。王恒说，每天清晨，叫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张焯的电话铃声，“张焯这个主编当得不轻松。按照他的要求，总论和各卷释论稿都要交给他审阅，可是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占据了他太多时间和精力，他就利用每天早上5点至8点来审阅我传给他的文稿，所以每天早上就是我们交流工作的时间，不管他是在大同还是在出差，天天如此。在这过程中，我也真切体会到了张焯院长综合基础的扎实和历史学家洞察力的敏锐。”

反复修改 精益求精呈现完美云冈

云冈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大集》是中国人的争气工程，参与其中是很多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的梦想。这套全集的出版，不仅树立了中国人研究云冈的学术史，更是在凡例撰写、图版排序和文字表达方面精益求精，提出不少云冈石窟研究过程中的新发现、新观点、新讨论，解决了很多云冈曾经未曾解读过的问题，着实不易。

就以凡例来说，这是大型书籍的宗旨、内容和编撰体例的文字，也是作者提示给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应该注意的地方。简言之，就是整部《云冈石窟全集》的精华所在，告诉大家云冈学研究的“关键点”。光凡例一文，王恒就写了N个版本。此外，全集中收录了很多图片，为了达到一目了然和“养眼”的标准，王恒还要对其进行总体协调和把关，光制定标准这一条，就非常烧脑，“标准苛刻，看似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却能让我们自己少留有遗憾，也会让这套大集出版得更为严谨、全面和客观！”

云冈石窟造像

光图版编排这件事，就体现了编委会成员们的严谨性和细致性，王恒说：“首先，各卷开篇是要将洞窟各壁面做出全方位展示，北壁（正壁）的庄严肃穆、东西壁的整体对称、南壁的宏伟、窟顶的绚丽，一一呈现。其次，在壁面的顺序表达中，先描写正壁，体现洞窟主题，再按照各壁面的顺序，则以佛教礼拜时的顺时针形式做出表述，即北壁、西壁、东壁，以及包括窟门和明窗在内的南壁，最后是窟顶和地面。再次，面对云冈龛像的对称性特点，将龛式两侧具有明显对称安排的图像，集中在一个页面上，在突出云冈图像特征的同时，给人以对称的美感享受。再次是图像编排中上下置图的灵活性。在遵循凡例的基础上，依照图像在洞窟中的位置做出合理安排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包括中心塔柱在内的所有多层塔的编排中，做到因材施图。”《云冈石窟全集》总图数18902幅，如此庞大的文化工程，特别耗费心思，就拿图片在版面上的呈现来说，从20万张图片中做精心挑选，力求周全，既要符合古人设计的雕刻本意，也强化了艺术形象的视觉冲击力。

云冈石窟造像

“这套全集真是倾注了所有云冈人的心血。”王恒告诉山西晚报记者，虽然云冈石窟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对云冈各洞窟的特征、特点做出一个较为恰当的分析论述，并非易事。云冈在开凿设计上的强烈计划性，使石窟在佛教意义表达和艺术设计的展示中，体现出强烈的系统完整性。由此，要对某个洞窟做出特征、特点分析，不仅要全面、准确“研读”这个洞窟，往往还要将其置于整个石窟群中，并为其做出一个恰当的定位。不仅是开凿时间一致、位置相邻的洞窟，即使在造像分期中开凿时间不同、距离较远的洞窟间，亦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内容，在日本人出版的书中从没有提及过，我们希望把这些问题做细致，既是一种学术上的突破，也是对于北魏佛教及其艺术发展脉络的揭示，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其在公元5世纪前后的特点和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云冈石窟造像

三地人员合力  坚守云冈品质

云冈石窟造像

从2016年到2019年，《云冈石窟全集》进入装帧印刷阶段，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工程，青岛出版集团选择了国内印刷界的翘楚北京雅昌艺术中心排版印刷。三年的时间里，云冈石窟研究院、青岛出版社、雅昌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组成了联合制作团队，进行编撰、编辑、排版、校对、签字印刷等工作，来自大同、青岛、北京的三地工作人员一直在北京雅昌所在地驻守工作。

20卷《云冈石窟全集》工程浩大，各卷本的文字表达、图版排序，乃至卷本之间的内容统一衔接等等，都需要妥善协调。为此，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和几位出版人一同吃住、一同商议、一起争辩。王恒说：“工作中，除图版、文字编辑方面的事宜外，还涉及大量宗教艺术的阐述问题，佛教方面诸如佛教名词的发音和释读，佛教人物的分类和性质，云冈雕刻中人物服饰的名称和作用，各类佛教人物的手印、坐姿，云冈图像表现的佛教思想等等，这些在平常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制作《全集》中成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云冈石窟造像

除此之外，在后期印刷过程中，云冈品质始终贯穿始终。

比如拍照问题，《全集》的图片，是从20万张数码照片中挑选出来的，但有时候放入书中还觉得不完美，于是就又委派云冈石窟研究院内的摄影家张海雁去补拍，补拍数量达到了千张。在图版的色彩校正问题上，雅昌方面安排了具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代国建承接此项工作，同时，云冈石窟研究院也需选派一位对云冈图像质感和色彩非常熟悉、且具有实践经验又仔细认真的摄影师到北京与雅昌的调图师共同工作。

云冈石窟造像

这个任务落到成长在云冈，退伍回云冈，已然退休的云冈摄影师员新华身上。此项任务的要求是：在自然光线下，图片色彩最大程度与洞窟图像接近，各卷本之间的色彩要统一，卷内各图以及邻接图片的色彩还要高度一致。王恒说：“为达到这一要求，有的照片数次做出调整。三年共计1000多天，新华在北京的时间达到600多天，一次连续在北京的时间就长达5个多月。还有个笑话呢，雅昌的员工流动比较频繁，光是为《全集》服务的电脑操盘手就更换了四拨，而员新华已经被不少员工认为是雅昌的同事了。”

《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不仅为云冈石窟研究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更是锤炼了云冈品质——知难而进，勇攀高峰。

云冈石窟造像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图｜云冈石窟研究院

图片版权归原机构或作者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