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金编钟”因何曾流落民间？

　　原标题：溥仪竟然曾典当国宝金编钟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由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自乾隆年间铸成后，每逢重大典仪，便被置于太和殿旁，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二百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帝王更替，人世沧桑，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气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件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乐器，竟在清朝倾覆后被偷偷典卖出宫，在外漂泊了29年。流落宫外是金编钟的不幸，但在几位有胆识、有担当的银行家舍命保护下金编钟在天津银行地下室里，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则又是金编钟之大幸，中国文化之大幸。

　　金钟出世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解放。

　　作为临时的管理机构，天津军管会决定全市私营企业歇业三天，以便整顿。1月18日，就在天津开市的第一天，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经理胡仲文带着一本银行“清册”，走进军管会驻地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

　　接待胡仲文的是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郭恒久。当郭恒久翻开胡仲文带来的“清册”时，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

　　虽然没看到金编钟的实物，单看“清册”中的记载也足够让人吃惊的了。这组由16只金钟组成的金编钟，分装在8只大木箱中，总重116439两，最重的无射钟，重924两，最轻的信应钟，也有534两。

　　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金编钟外表大小一样，只是通过钟壁薄厚来改变音调的高低。每只金钟高28厘米，最大口径16.5厘米。编钟顶端以瑞兽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其上，尽显帝王之象。每只金钟背后都铸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如此贵重的金编钟绝非民间之物。据曾经撰写过金编钟条目说明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史专家徐启宪讲，这套金编钟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那一年，正值乾隆八十大寿。此时的清王朝正是鼎盛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八十岁的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人生没有比此时更风光、得意的了。为了彰显皇朝的尊贵、富足，也为了表示对祖父康熙皇帝的尊重，乾隆皇帝决定效法康熙六十寿辰铸造的纯金编钟那样，也用纯金打造一套金编钟。只是这组金编钟要比康熙皇帝那组规模更大，也更为精致。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金编钟由工部、户部和内务府造办处共同承造。据说，造办处首先要把画工画出的金钟图样呈给乾隆皇帝审阅，而后再制模，模子做好后再呈皇帝审阅；审阅后铸造成样子，再呈皇帝审阅；皇帝首肯后才能开炉铸造；铸造好后工匠还要精心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即使，忽略铸造金编钟所用黄金的价值，单就这份工艺而言，它也堪称一件世所罕见的艺术品了。

　　八十大寿之时，乾隆皇帝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在《光绪大婚图》中，还能找到被置于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而它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则是在逊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

　　这样一件国之重器怎么会流落出宫呢？这还得从溥仪那场强弩之末的奢华婚礼说起。

金编钟全家福

胡仲文夫妇合影（胡宗渊提供）

　　典卖出宫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

　　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11年，但是宫内小朝廷的架子不倒。溥仪这场婚礼，在宫内宫外足足折腾了三天。赏给皇后婉容家的礼物就不计其数。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曾在溥仪全总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大婚的详细记载。溥仪岳父荣源的谢恩折子上写道：

　　蒙恩赐臣暨妻黄金百两，银四千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一具，银盆一具，缎四十匹，布百匹，马二匹，鞍辔具、朝服共二袭，冬衣二称，带一束；并恩赐臣子润良、润麒缎各八匹，布各十六匹，文具各一份；从人银四百元……

　　这仅仅是溥仪一次送给婉容娘家的礼物，大婚前后对于婉容娘家的赏赐还有好几次。

　　婚礼第三天，前来祝贺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和各国驻京公使团，就来了一千多人。据说，当天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堵得水泄不通。对于这些中外来宾，也照例是在养心殿赐宴，在漱芳斋听戏，而且请的都是杨小楼、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儿。

　　溥仪可谓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大婚，可其中的花费也海了去了。据档案记载，溥仪大婚典礼共花销银元291756元。对于一个有出无进的小朝廷，这可算倾囊而出了。

　　虽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曾许诺：“大清皇帝逊位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可自打袁世凯一死，这笔钱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当时，小朝廷不但供着一个皇帝、几个皇太妃，还有几百名太监、宫女。为了图谋复国，清室还养着众多宗室王公和遗老。人吃马喂，一年就要360万两银子。

　　叶秀云说，即便如此，溥仪在宫中照样过着奢华的生活。为了玩狗，他不但命内务府从国外购买洋狗，连狗食也要进口的，狗生了病花费比人看病还贵。他不但维持着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专做西餐的“蕃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买菜的钱就高达1300多元。

　　于是，举债成为小朝廷唯一的收入来源。根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1919年清室欠恒利号28万5千多两银子，欠亨记6800多两，欠交通银行39000多两……次年，又向中国银行借50万元，到期未还；向烟酒商业银行借钞票25000元……不一而足。

　　叶秀云告诉记者，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小朝廷只有变卖古物一条出路。1922年，内务府曾公开贴出招商广告，为宫中古物寻求买主，并规定来者需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缴纳保证金1万元，才能看物估价。一时间，看到广告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许多外国公使也混杂其间。

　　小朝廷进行的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与北京盐业银行进行的这次抵押借债。

　　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生活费，小朝廷一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和前文提到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

　　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

　　当时，北京的官办和外资银行很多，为什么清室会选盐业银行这样一家私营银行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盐业银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所创。由于盐业是官办垄断性行业。历来的盐官没

　　有不发大财的。据说，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可收入10万两银子，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是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

　　发了财的张镇芳创办了盐业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并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后来，张镇芳由于支持张勋复辟而被捕入狱，只得把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交出来，做了个挂名的董事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逊清小朝廷与之则更加亲厚。

　　另一方面，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当时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岳乾斋本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后来，荣源还与岳乾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名字就取了荣源的“荣”字和盐业银行的“业”字。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事出机密，金编钟是怎么运出宫的，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时，细节才得以披露。

　　据天津文史专家张仲回忆，1952年他作为工作人员被借调到北京增产节约办公室。一次在审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时，王道出实情。

　　1924年5月的一个夜晚，由“公路局长”刘庆山押着几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位于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外库而来。银行外库专派保管员邢沛农接收并清点了这批国宝。

　　密运天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记者在1924年4月15日的《京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清室擅卖古物引起质问》。文中称，国会议员李燮阳、王乃昌等22人，质问北洋政府内务部为何坐视清室盗卖国宝而不管不问，并提出应把故宫中的古物悉数提出保存。

　　由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故宫中的古物，清室只有使用的权利，不得变卖、抵押。清室卖宝，盐业银行买宝，其实都属违法之举。

　　此时，清室与盐业银行的交易正在洽谈中，外界听到一些风声但并无实据。几天后，清室内务府登报称，他们正筹备设立“皇室博览馆”，将古物、古籍自行陈列，以供全球之研究。

　　一方面，言之凿凿要设立所谓“皇室博览馆”，一方面却马不停蹄地与盐业银行进行着抵押国宝的交易。清室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很快，清廷盗卖国宝的消息便在北京城传开了。

　　清室内务府和盐业银行纷纷出来辟谣。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回忆，为了转移目标，他们曾散布是日本正舍银行和山中洋行所为。后来，《京报》以“清室盗卖古物”为题正式揭发了此事，此时时间已是1925年2月了。

　　这时的溥仪和他的小朝廷，早已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原本就赎回无望的众国宝，更成为盐业银行的囊中之物。在补了溥仪一些钱后，金编钟和众多金册、玉器、瓷器正式成为盐业银行的私产。

　　因为买卖国宝实属违法，所以一开始盐业银行便没有把它们写在账上。那么，盐业银行怎样才能把账面上那80万元的亏空补上呢？原沪上金融界的老人儿、曾与盐业银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孙曜东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满清遗老、没落豪门靠典卖文物过活的时期，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和新富阶层

　　大量“收货”的时期。盐业银行卖出了一些清室抵押文物，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但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几千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这样，账面上的欠款还清，剩余之物自然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了。

　　胡仲文后来回忆，1929年当他作为四行储蓄会会计领组到盐业银行改革会计制度时，发现这笔借款早已从该行账上核销了。

　　盐业银行账上虽然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私购国宝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此后，连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的主政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每批当权者都忘不了四下打探金编钟的去向。

　　而金编钟和众国宝则静静地安放于盐业银行东交民巷的地下金库中，几位知情者也严守着秘密，对外绝口不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岌岌可危，北平城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下。

　　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酝酿着国宝南迁的计划。尽管社会上反对之声炽烈，但将近两万箱的故宫古物还是踏上了南迁之路。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也开始了馆藏善本的封存装箱，几百箱古籍善本、敦煌遗书以及金石拓片，被秘密运往天津租界的银行金库。

　　正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土地失了，尚有收复之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之望了。”此时，身处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经理们也开始为地下金库中的这几千件文物寻找藏身之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繁华程度远超北京，与上海不分伯仲。即便是今天走在天津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当年的洋楼林立。由于天津乃北方金融中心，所以天津盐业银行的规模较北京大很多，而且地处法租界，即使日本人打来，也会对法国人有所忌惮。于是，此时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商议后，决定把金编钟和两千余件瓷器、玉器，秘密运往天津。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经理正是陈亦侯。

　　陈亦侯之子陈骧龙告诉记者，运送文物之事非常机密，只有盐业银行高层的几名经理知道。趁着夜色，陈亦侯开着自己的别克汽车，把装好了箱的文物运往天津。谁也不知道，他在这条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走了多少趟。

　　陈骧龙笑着说：“听我父亲说，有一回在路上还撞了个喝醉了酒的日本人。当时也没敢停车，踩着油门就跑了。”还好事后并没有被人发现，否则不但密运古物的事情败露，陈亦侯自己也性命堪忧。多少年后，当他把这个小插曲当笑话跟儿子提起时，还存着几分侥幸与后怕。

　　金编钟和一干文物运到天津后，直接进了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如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的天津盐业银行。这座上世纪20年代兴建的大楼，即便在众多现代建筑的映衬下，仍显得非常气派。营业大厅大理石铺地，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描绘着长芦盐场的兴旺景象。

　　说起盐业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陈骧龙仍忍不住挑起大拇指。“天津盐业银行的地库简直棒极了。地板是实木的，东西掉地上绝对摔不坏，也不会有声。地库的钢板门一尺厚，关上连气儿都不透。据说，给盐业银行做防盗系统的那家公司，还给美国白宫做过防护。”

　　金编钟放在这样坚固的地下仓库中，盐业银行的经理们总算能松口气儿了。

　　“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7月30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全部天津市区。

　　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儿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便找上了陈亦侯的家门。

　　金编钟的事儿一直都是传闻，日本人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来硬的。

　　“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到我们家非要拜我父亲为干爹。他带来日本的漆宝烧瓶和盆景送给我父亲。我父亲跟他说，你要跟我做生意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我家也从来不收礼。”陈骧龙说。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并不死心，又想出一招美人计。

　　有一天，日本人把陈亦侯请到日本领事馆吃饭，席间坐着许多日本女人。日本人问起金编钟的事，陈亦侯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眼看谈话没有进展，日本领事找了个托词先走了。此时，一干日本女人把陈亦侯团团围住，见此情景他二话不说，拿着帽子就走了。

　　眼看日本人步步紧逼，金编钟的安危就在旦夕之间，陈亦侯只得向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求援。

　　张勋复辟失败后，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由于支持复辟，坐了北洋政府的大牢。此时，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宝座，由当时掌权的北洋军阀安福系红人吴鼎昌接手。

　　吴鼎昌此人非常能干，当上盐业银行总经理后，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利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办银行发生停兑的机会，发展起来，使得盐业银行成为北方最有实力的一家大银行。吴鼎昌不但经济上玩得转，还十分热衷政治。1935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实业部长。抗战爆发以后，他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省主席。虽然踏入政坛，但盐业银行的事情还是由他说了算。因此，陈亦侯决定向他求助。

　　可在天津与身在重庆的吴鼎昌联络，无异于把金编钟的秘密告诉日本人。于是，陈亦侯派了一名知近的银行下属到西安，从西安给吴鼎昌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理金编钟。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到上海，再由上海经香港发往重庆。当这名银行职员拿着在西安接到的电报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当陈亦侯迫不及待地打开这封辗转而来的电报时，看到上面只有一个字：“毁。”

　　“我父亲接到这封电报以后，破口大骂！他说，这是我见到的最混账的一封电报。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块都敲得响，何况是金子！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能敲得响的，能敲出曲子来的。你把它化成金水，做成金条，那还有什么意义？”提到这封一字电报，陈骧龙很激动，通过他记者仿佛看到了陈亦侯当年的愤怒。

　　盐业银行曾经有规定：处理账外物资，所得百分之六十归责任经理所有。这十一万多两的金编钟，如果化成金条将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在危险和利诱下面，陈亦侯丝毫不为所动。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亦侯这般有担当。就在此时，身在北京的岳乾斋正把放在他那里的皇太后、皇后的册封金册，偷偷地运到大栅栏廊坊头条的珠宝店里化成了金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从吴鼎昌和中央政府方面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陈亦侯决定自己想办法。说到自己的父亲，陈骧龙说：“他是一个超级敢作敢当的人。”

　　其实，陈亦侯不但敢作敢当，而且很有知人善任的魄力。

　　陈亦侯感到盐业银行大楼目标太大，金编钟留在此处，早晚要被日本人发现，必须把它转移出去。但转移到哪里好呢？谁又敢接收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呢？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胡仲文。

　　四行储蓄会跟盐业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3年，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北方四家商业银行——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

　　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充分利用四家银行原有各自营业网点的优势，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业务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还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于公于私，与盐业银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告诉记者，1940年，他们全家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与陈亦侯家是邻居。

　　一天晚上，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提出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里。盐业银行大楼高大气派，目标太大，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却不怎么起眼儿。

　　陈亦侯怎么能肯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收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绉绉的，但是特别的本分，做事儿一丁点都不差。过去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可靠。”提到父亲的知人之能，陈骧龙解释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担保护金编钟责任，当然与其扎实稳健的办事作风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渊告诉记者，胡仲文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不但同学而且同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曾请这位老同学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的进步思想从年轻时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当陈亦侯提出要把金编钟和众文物转移到四行储蓄会时，胡仲文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等银行职员下班以后，陈亦侯和他的司机杨兰波，打开盐业银行地下金库的大门，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了自己车上，悄悄地驶进夜色中。

　　盐业银行大楼坐落在今天赤峰道和解放北路路口，四行储蓄会大楼在解放北路与大同道路口附近，两座大楼相隔仅300米远。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没有直接到四行储蓄会大楼，而是向南开去。

　　原天津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是一位老天津，对于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他拿出从日本搜集来的1938年日本人绘制的天津市区图，为记者详细指出了那次密运国宝的行车路线。

　　郭凤岐说：“陈亦侯开车出了盐业银行大楼，沿赤峰道向西南开，走营口道，向东南拐入西康路，到马场道路口，向东北拐入马场道，一直走到佟楼附近，再拐回解放北路，一路向西北，最终到达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叉处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原本只有300米的路，绕了20多公里。”

　　当陈亦侯的车停在四行储蓄会门口时，胡仲文与一名亲信工友徐祥早已等候多时。四个人轻手轻脚地把装着国宝的大木箱搬到四行储蓄会后身的一个小库房里。

　　陈骧龙说：“也不知道他们沿着这个路线跑了几趟，八大箱金编钟和2000多件瓷器、玉器，全都转移到四行储蓄会里了。办完这些事儿，我父亲拉着胡仲文的手说了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安顿好金编钟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便从开滦矿务局运来一批煤，堆放在小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批煤下面竟埋着大批的国宝。

　　“就值一根洋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

　　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此时他们已经用不着使什么美人计、认干亲这样的迂回战术了，而是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一时间，天津市面上盛传陈五爷让日本人抓走了。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打着寻找合适的防空洞，要丈量地下室的名义，把盐业银行的地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幸好此时金编钟早已转移了，日本人最终无功而返。

　　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也只得把“参观”完宪兵队的陈亦侯放回了家。此时，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可让老百姓们倍感失望的是，前脚儿日本人刚走，后脚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到了。

　　接收大员们借着清查逆产、惩处汉奸的机会，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搞得民怨沸腾。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中央”也同样惦记着国之重器——金编钟呢！曾经让陈亦侯毁了金编钟的吴鼎昌，当然不好意思再问金编钟的下落。但晋商出身的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却以他商人的特殊嗅觉，闻到了金编钟的气息。

　　抗战胜利不久，孔祥熙来到天津。孔的一个秘书曾与陈亦侯是京师译学馆的同学。一天，这位老同学拜访了陈亦侯。

　　陈骧龙回忆说：“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孔总长要来了，让我父亲招呼一下天津金融业的同仁们；再有一个就是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

　　当这位老同学直截了当地提起金编钟时，陈亦侯大发雷霆，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留到我这儿。我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现在，你们这儿又来问我。”

　　一看陈亦侯急了，老同学尴尬万分地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

　　陈亦侯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陈骧龙说，后来孔祥熙来到天津，召集天津金融业的同业开会。会上一身长袍马褂的孔祥熙在台上讲话说：“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所谓“洋舶货”就是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

　　此时，站在下面的陈亦侯搭茬说道：“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窃笑。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

　　耿直的陈亦侯当众给了孔祥熙一个难堪。连位居高官的吴鼎昌后来都私下对陈亦侯说：“你没事儿惹他干什么？”

　　陈亦侯脾气就是这么硬，也正由于他的硬，孔祥熙寻找金编钟的企图，不了了之了。

　　刚应付完孔祥熙，以残酷无情着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又找上门来。

　　一天，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陈亦侯，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是戴笠责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的密令。

　　陈骧龙说：“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这事儿你都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然后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为什么一个天津警察局长，敢违抗戴笠的命令，替陈亦侯顶这么大的缸呢？陈骧龙告诉记者，李汉元跟他父亲的交情，非同一般。

　　“李汉元虽然是军统的，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目标太大，你躲到我这儿，早晚要暴露。我想办法把你送走吧。就这样，我父亲用银行职员的名义，买了张飞机票，把李汉元送到天津张贵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法国人开的，工作人员都是越南人，也没人查。李汉元就这么上了飞机，经上海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用洋面口袋，装了两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抗战胜利后，李汉元到我们家还我父亲钱。我父亲坚决不要，说：‘你要这样，就别进我的门。’可以说，他们俩是莫逆之交。”陈骧龙说。

　　此时，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幸亏，不久以后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金编钟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胡宗渊告诉记者，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样高额的奖励，对谁都是个诱惑。而曾参与转移金编钟的两名工友杨兰波和徐祥却始终守口如瓶，对外没有泄漏半个字。

　　胡宗渊曾听父亲这样说：“如果这两名工友举报，转眼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

　　由于当时的接收人郭恒久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收到清册后，他是如何上报给国家的。天津史地专家郭凤岐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天津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中记载着：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记者在1953年的一份档案中看到，当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国内，特别是大城市中展开，旧工商界人士和资本家基本都未能幸免地裹挟其中。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保存。于是，径直开赴天津，把陈亦侯扣留了。可他们不知道，早在1949年，深明大义的陈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经把金编钟交还给了国家。

　　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陈亦侯终于无罪释放了。陈骧龙回忆说，直到那时，他也没对家里提起金编钟的事儿。同样，胡仲文之子胡宗渊直到1980年，父亲八十大寿时做的一首诗中，才第一次知道一直行事低调的父亲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做过这样的壮举。

　　陈骧龙记得，父亲晚年时曾看到有人在政协文史资料里追述过此事，文中有一句话说：“幸亏有陈亦侯保存”。陈亦侯感慨道：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