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当代艺术说来,手机的首要意义是造就一个新型的传播工具。传播工具犹如艺术的基础设施,既包括贮存种种符号的物质材料,也包括配送物质材料的网络体系。
原标题:是“艺术超市”,还是“艺术终结者”
用手机拍摄文艺表演短视频。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手机的双重性质始终在平行地持续发展:一方面,手机的技术含量愈来愈高,功能愈来愈强大;另一方面,手机愈来愈通俗,几乎成为人手一部的日常用具。如同某些快速繁殖的物种改变了自然生态,手机正在深刻地重塑社会文化生态。目前为止,固定电话、传真机、书籍出版、电视机、电影、个人电脑、互联网、金融结算系统等正在逐渐向手机集聚,继而以手机为轴心配置信息传播产业链。
手机正在广泛收集和充分占有生活缝隙的“碎片化时间”
作为电子元件与集成电路组装出来的机器,手机不仅架构了强大的通信网络,而且多方位地参与人们的知识获取、情感表述、行政管理、购物消费和休闲娱乐。钢铁代表了工业时代的基本风格,各种宏伟的景观震撼人心,汽车、火车、飞机、轮船这些大机器运送人们周游世界。相形之下,手机犹如握在掌心的一只驯顺的宠物。但是,这一部小机器敞开了巨大的精神空间。在某些人看来,进入手机逛一逛,可能比周游世界还要有趣。手机的亲和力甚至制造出某种心理依赖症:一些人睡眠之前的最后一件事与醒来的第一件事都是看一看手机里发生了什么。
对于当代艺术说来,手机的首要意义是造就一个新型的传播工具。传播工具犹如艺术的基础设施,既包括贮存种种符号的物质材料,也包括配送物质材料的网络体系。竹简、纸张、剧院舞台或者电影院银幕不仅拥有相宜的符号体系,而且形成大为不同的传播区域。地方戏按照方言的分布范围与民间文化的脉络流传,著名的唱片拥有全球同步发行的商业网点。
德国学者本雅明曾经关注过一个特别的主题:传播的发达程度可能微妙地左右作品的美学价值体认。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工业时代的机械复制技术废除了作品独一无二的本真,复制品开始大面积流行,这时,作品丧失了神圣性质和令人膜拜的价值。博物馆橱窗陈列的作品真迹令人惊叹,然而,机械复制可能极大地削弱人们的美学敬畏。尽管完美的复制技术并未严重损害作品的美学价值,但是,机械的批量生产迅速地将艺术改造为日常用品,抛入芸芸众生的生活。一个歌手充血的独特嗓门曾经唤起强烈的现场激情,因此,这个独特嗓门接受了录音带的无数复制,存放于某一个柜台寄售。这时,机械复制终于促成了美学与个性的商业转换:进入销售体系之后,商品的质量与价格的权衡湮没了“现场”与“唯一”的魅力。现在,手机正在完成这个主题的当代版本:形形色色的艺术门类与手机组织的传播网络开始衔接的时候,美学正在陷入日常的世俗氛围。
许多大机器通常与特殊的生活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火车、飞机之于旅行;另一些机器更像是点缀于生活边缘的某种高科技概念,抽象而遥远,例如航天飞机、人造卫星;然而,手机融洽地交织于大众的日常生活,这一部小机器可能随时随地出现于手掌之中。手机的使用不受种种时间分割的限制,轻易地跨越工作与闲暇、生产与消费、学习与休息之间的固定疆界,广泛收集和充分占有生活缝隙的各种“碎片化时间”。无论是候车、排队、等待、如厕还是乘坐地铁、会场中途休息或者咖啡厅晤面之前的空隙,人们可以就地取出手机,借助搜索引擎浏览艺术作品。
手机的传播功能如此强大,多数人如愿以偿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读物。利用各种场合的“碎片化时间”完成一部小说的阅读,观赏几幅名画或者一段视频,发达的传播网络带来了普遍的“文化民主”。由于手机全方位的近距离展示,艺术最大限度地投放到大众之间,如同食品或者服装。艺术史流传的许多轶事表明,古代艺术家曾经费尽心机,百般辛苦,但求一睹先辈遗留的艺术杰作,或者阅读名家收藏的善本,相对地说,手机时代的美学享受犹如轻松地漫步“艺术超市”,自由选购种种心仪的作品。
手机的使用无形地解构了艺术周围的庄严气氛
然而,轻松会不会某种程度地转向轻慢?这是手机的传播与展示可能隐含的倾向。经典名作唾手可得,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界愈来愈模糊,艺术接受的隆重仪式已经基本废弃。
翻阅案头的巨著,古人必须沐浴焚香、净衣正冠。尊重与恭敬是伟大作品享有的特殊待遇。参加正式音乐会或者聆听歌剧,正装乃至盛装构成了必要的礼仪。美术馆、画廊通常位于城市的显要地段,展馆内部流淌着景仰和崇拜艺术的整体气氛。艺术与国家庆典相互联系的时候,崇高、肃穆、庄重、激越的风格令人目不斜视,屏息敛声。
作为工业时代典型的艺术形式,电影从属世俗的大众文化。尽管如此,电影院的设置仍然构成日常生活的明显区隔。影片即将放映,电影院门窗密闭,观众缓缓沉入浓重的黑暗,一道强烈的白光照亮前方的银幕,音乐骤然响起,幻梦徐徐打开……对于观众说来,沉入电影院的黑暗即是穿越艺术之门开启之前的隔离带,日常的种种琐事留存于隔离带的这一边,不再携入艺术空间。
可是,手机的使用无形地解构了艺术周围的庄严气氛,传播对象突然被拖到日常生活的平面,带有种种凡俗的烟火气息。那些作品仿佛不是来自神圣的艺术殿堂,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手机屏幕之中同一部电影的放映没有震撼人心的音响,没有扑面而来的炫目影像,情节梗概穿插于会议室走廊或者公共汽车站的嘈杂景象之间。周围的干扰如此密集,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还原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时,心驰神怡、如痴如醉或者热泪盈眶很可能被视为过于夸张的情绪反应。
严格地说,手机可以传播与展示各种类型的作品,无论是古典风格还是现代风格,是一首抒情诗还是一出歌舞剧。然而,当艺术专门为手机组织的传播网络提供作品的时候,日常的世俗氛围开始提出要求。
手机缩小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
相对于经典作品的严肃、深邃、哲思、独创,一种异于传统的美学追求出现了。传统观念通常认为,杰出的艺术作品具有文化领跑的作用。艺术并非日常生活的翻版,而是去芜存菁之后的提炼和重组。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特殊的张力,艺术想象之中美学理想的光芒折射出庸常之见的贫乏。发现大众尚未觉察的历史真理,洞悉世道人心的幽微曲折,发出振聋发聩的启蒙之声,捕获转瞬即逝的诗情画意,这是众多艺术大师的自我期许,也是大众保持仰视姿态的理由。
然而,后现代文化愈来愈倾向于将这种状况论证为可厌的精英主义。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愈来愈多的艺术家愿意放弃独特性而尽可能投合大众。许多古典作家觉得,作品之中的主人公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命运,这些人物自作主张地出走、结婚,作家只能被动地尾随记录而无法出面干预他们的言行。然而,网络作家拱手将这个权利交给了读者。一批读者公开声称:如果哪一个我们喜欢的人物死去,立即下线,再也不读你的小说。这种威胁迅速奏效,许多网络作家胆怯地妥协了。他们开始谦逊地向读者征求某个主人公的婚恋对象,或者投票选择N种故事结局的方案。
艺术没有理由自以为是地甩开大众,孤芳自赏,艺术的根系无法离开社会历史的沃土。可是,一些人仅仅从生产与消费的意义上给予狭隘的阐发。艺术不就是哄人开心吗?赢得广泛的青睐也就是赢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艺术的评价体系之中,经济收益一直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撰写艺术史的时候,一部电影的演员身价、票房、上座率以及盈利或者亏损多半被视为拍摄花絮,现今的海报宣传几乎把这些数字奉为电影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志。众多网络作家的排行榜之中,粉丝的数量、点击率、打赏、年度的税后收入才是炫耀的资本,人物、主题、结构或者意境这些概念销声匿迹。如果说,艺术的标价曾经是美学意义的间接证明,那么,现今的美学意义已经被市场价格收编。除了定价,许多人不知道如何评判一幅画或者一件书法作品。
灵敏的资本嗅觉迅速地将艺术视为极具实力的商品纳入市场体系。投资、生产规模、商品宣传、销售市场、利润分成——除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种种新型的经济增长点络绎不绝。对于手机组织的传播网络说来,“带货”是刚刚流行的一个时髦概念。现在,艺术家粉丝数量的意义不仅体现为票房或者版税,而且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场。艺术家可以顺带从事电子商务为这个特殊市场供货,从服装、化妆品到家用电器和房产。网络运营商当然不会放过如此活跃的商机,粉丝的人数与流量分成设计构成了另一个市场。从手工业时代的艺术消费到手机时代的电子商务,传播网络的成本投入与经济收益均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艺术与经济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以至于美学与经济学的博弈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学还有资格维持古老的骄傲吗?作为一个超级网红,李子柒的归宿显然是经济学而不是美学。她所代言的农产品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李子柒的个人收入是一个诱人的话题,更为重要的是,手机在农产品与市场经济之间制造出一个新的接口。至于李子柒拍摄的那些小视频具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一批专家见仁见智的议论似乎已经无足轻重。
手机与互联网的会师是技术逻辑制造的一个重大突破
如同经济、市场围绕艺术形成了种种新型的可能,手机组织的传播网络同时为艺术生产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一部艺术史同时是种种技术介入的历史,活版印刷、各种乐器、摄像器材、数码成像这些技术产品无不带来巨大的冲击。现在又到了技术大显身手的时候。手机与众多传播媒介的组合延伸了许多艺术形式的轨迹,例如网络小说或者网络电影;或者扩展了一些艺术门类的传播区域,例如书法、绘画、音乐、雕塑,尤其是摄影作品。小视频或者微电影可以视为手机时代的新型艺术,或许另一些相似的艺术形式还在酝酿。然而,尽管艺术的符号、形式、传播无不提供了突破成规的条件,艺术的美学风格并未显现相似的活跃程度。
如果小视频可以视为手机时代的新型代表作,强烈的世俗气息与喜剧风格是引人瞩目的两个方面。从手艺精湛的工匠、擅长烹调的厨师、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到旋风一般的民间舞者、鼓起腮帮吹唢呐的乡村老妪、众多神态欢乐的小猫小狗——大众出镜的积极性令人惊叹。除了生活常识的传授,五花八门的影像符号可能聚焦的唯一主题是谐趣。喜剧小品、脱口秀、俏皮话段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发达。哄堂大笑是多数作者与观众共同的期待。
然而,如此之多的作品与如此之少的主题遥遥相对,这种状况令人不安。事实上,“信息茧房”的效应已经出现。消费的兴趣与消费的内容相互逢迎,人们只能看到乐意接受的内容。主体在同一种性质的声音回荡之中越来越单调,逐渐与纷杂的外部世界丧失了联系。哪怕简单地重温一下古典作品也可以发现,许多主题杳无音讯,例如社会与历史,难忘的人物性格,正义、善良与同情、怜悯,内心的激情,诗意,艺术形式的探索,如此等等。
电子元件、集成电路、芯片、数字信息处理技术……这些概念始终在某一个技术领域持续积累。手机与互联网的会师是技术逻辑制造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文化逻辑说来,这个突破带有某种超前性质。迄今为止,印刷文化并未耗尽能量,许多重要的作品仍然以印刷的形式广泛传播。因此,艺术生产并未迫切地意识到手机组织的传播网络包含的巨大潜力。
由于陌生的操作体系,由于某种潜在的反感,许多成熟的艺术家对于技术的介入相对迟钝。技术可能部分地覆盖艺术家的独特个性:书籍取缔了说书艺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印刷术不再为作家的书法提供展现的机会,录音棚降低了歌手嗓门和演唱技巧的要求,影像符号的流行甩开了诗人擅长的遣词造句修辞术。尽管如此,技术的介入同时带来了艺术的巨大飞跃。例如,现代文学叙事包含了文字写作对于口述体系的全面超越,摄像器材的推、拉、摇、移发展出一套特殊的视觉语言,数码成像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种种罕见的奇观。
艺术如何充分地享用种种先进的技术产品?正视技术的意义是充分评估手机与互联网艺术功能的前提。当然,种种磨合需要时间,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认为,艺术生产正在拥有跨入另一个历史阶段的种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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