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达利展在中国撞车也是醉了，这背后的水有点深

 原标题：三个达利展在中国撞车，这背后的水有点深

艺术商人Beniamino Levi

今年秋天的上海特别热闹，9月份外滩18号有一场《疯狂达利艺术大展》，11月份K11美术馆有《跨界大师·鬼才达利》超现实艺术大展，内行人眼里，这两次展览的份量高下立判，外滩18号和天协文化合作的“达利展”展品来自国际艺术界饱受争议的艺术商人Beniamino Levi及其名下的施特安顿基金会，K11美术馆的达利展则来自西班牙达利故乡的卡拉-达利基金会。

卡拉-达利基金会基金会由达利本人于1983年主持成立，西班牙国王是该基金会的荣誉主席，董事会成员中有西班牙政府代表、加泰罗尼亚区政府代表以及杰出专业人士，目前基金会负责运营管理达利出生地菲格雷斯的达利剧院博物馆、里加港的达利故居博物馆和布波的卡拉-达利城堡。

其中达利剧院博物馆的馆长Antoni Pitxoti Soler由达利亲自任命，这座博物馆完整呈现了达利毕生的各类艺术创作，除了油画之外，还有空间设计、装置艺术和珠宝精品，是达利粉丝的朝拜圣地。这次K11的达利展，从展品到展馆设计均来自达利基金会，其权威性无需赘言。

《拿破仑的鼻子，变成了一个怀孕女人，他的影子忧郁地行走在古老的废墟上》

有趣的是，K11美术馆和达利基金会开过官方发布会之后，外滩18号把初期宣传稿中夸大其辞的“300件全真迹”默默改成了“达利的艺术臻品”。也不知上海众多艺术记者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居然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来形容这两场展览，好像两展的展品和来源是一回事似的。更有混淆视听的说法称一展重绘画，一展重雕塑，各有侧重。那么达利的成就是在绘画还是雕塑呢?以复制雕塑和衍生商品为主体的展览能与原创绘画和设计相提并论吗?这其中的是非曲折，倒是值得细细说一说。

达利雕塑的商业链

天协文化的总经理谢定伟在接受《新民晚报》的采访时相当自信：“我们此次合作的瑞士施特安顿基金会，其创始人与达利私交甚笃，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达利经纪人。基金会所有的藏品都经过Robert and Nicolas Descharnes父子认证，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权威和谨慎的达利作品鉴定人。”谢定伟还告诉记者，在过去的25年里，施特安顿基金会在全球举办过80次达利大展，近年来曾在新加坡与中国台北成功展出。“要是展品滥竽充数，早就被人举报了。”

施特安顿基金会的创始人自然就是Levi先生，他起先在米兰开画廊，一生大概只去过达利家一次，连合影也没有一张，不知“私交甚笃”之说除了自证之外有何旁证。事实上达利也从未指定Levi为经纪人，他拥有的大部分“授权”或者“藏品”都是从达利的秘书或经纪人手中购得，包括Enrique Sabater和Robert Descharnes。

Enrique Sabater曾因卷入偷运达利作品丑闻被迫辞职，名声不太好;Robert Descharnes虽然在大火中救过达利一命，但后来被指长期禁止年迈体衰的艺术家与外界接触，以达到控制达利艺术财产的目的;西班牙政府1994年起成为达利艺术品的法定继承人后，将他逐出基金会，并通知一切之前与Descharnes有合作的画廊或公司：所有经Descharnes手的达利作品相关事宜必须与达利基金会重新谈判。

有趣的是，Nicolas Descharnes也打算来中国凑热闹，9月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的展览“达利的盛宴”由他担任名誉策展人，广告语一样强调“血统纯正”。老Descharnes在担任达利秘书的年月里，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达利相片，这些相片的确记录了艺术家在创作时的状态;但他曾公开夸口自己拥有达利所有档案，被达利专家们笑话了一通，因为达利没有档案，他前后的三任秘书都没进行过存档的工作。Descharnes后来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达利：他的作品，他的人》(Salvador Dali: The Work, the Man)，旨在教育大家如何鉴别达利作品的真伪，可问题是，这书常常被用来为复制品和仿品背书。

Enrique Sabater与达利

Beniamino Levi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在全球各地开过不少艺术空间，也关过很多家(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办过不少展览，也卖掉过不少雕塑。不过所到之处，总有窃窃私语或公开质疑。闹得最难看的一次是1995年在法国巴黎的旺多姆广场，Levi打算办一次达利超现实主义雕塑展，却被媒体挖出1981年曾遭法国警方调查。根据警方调查报告，铸造厂的工人指控Levi的合伙人偷走雕塑“空间大象”的原件后编号出售，Levi还要求铸造厂再生产一个一模一样的。于是这个世界上有了两件编号相同的“空间大象”雕塑。在法媒不依不饶地追问下，没多久巴黎市政府就决定取消展览。

2000年Levi去英国画廊展出达利收藏，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题为“没有达利的达利美术馆”(Un museo Dalísin Dalís)的署名文章，文章导语直指这些雕塑“真实性可疑”(dudosa autenticidad)，讥讽该展览只有一副达利的油画，还不是达利亲笔画的(就是这次将来沪展览的《意乱情迷》)。展览重点自然是48件雕塑，可惜在达利生前自己安排的展览中，从未展出过这些雕塑。

潜台词是，达利根本没把那些将油画里的著名形象浇铸成笨重青铜的玩意儿看成艺术品，最多是能卖点钱的衍生商品而已。达利夫妇生活奢靡、爱财如命，为了钱什么合同都肯签，这大家都知道。他曾签过成千上万张空白纸卖给别人，导致市面上有达利签名的版画、素描鱼龙混杂。

何况达利并不以雕塑闻名，他到了晚年才开始自己动手做雕塑，可是因为身体虚弱，只能用非常柔软的蜡作为创作原料。所以真正能称得上达利真迹的雕塑，只有那五十多件尺寸不大的蜡雕(为Isidro Clot所做)。

他的确授权过别人把蜡雕做成雕塑，也可能画过一些雕塑形象的草图请雕塑师浇铸，有些雕塑他亲自监督制造过程并提出修改要求，这些作品有艺术家的亲身参与，应该承认它们的艺术价值。然而Levi拥有的雕塑有没有艺术价值呢?艺术行家对其工艺不太感冒，油画的色彩和离奇的质感根本无法在青铜上得到实现。它们既非艺术家亲手制作模型，也无法证明与艺术家有过直接关联，多数就是把油画中的元素做成实体而已，比如融化的时钟;还有些标记年代很晚的可疑雕塑之前根本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绝大部分复制品是在艺术家死后生产的(任何正经博物馆都不会展览达利死后生产的雕塑复制品，因其艺术价值为零)。

Robert Descharnes与达利

至于生产数量，也往往叫人迷惑，一种雕塑品可以有不同的大小和颜色，有些限量8件，有些12件，有些350件。“真品”证书都是Descharnes开的，因为不少雕塑的复制授权就是Descharnes卖给Levi的，而后者每卖出一件复制品就要向前者支付12%的授权费。在达利雕塑的商业链条中，Levi的角色大概相当于次级分销商。达利雕塑市场的乱象，《艺术新闻》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别有过详细报道，此不赘述。

达利雕塑风险如股市?

虽然来源暧昧颇多争议，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出钱收藏达利雕塑，除了喜欢或炫耀，多半为了等升值。Levi办过的历次达利展，门票收入微乎其微，对公众教育意义十分有限，其真正目标还是那些爱投机的藏家。

2011年Levi在英国为巨型雕塑“爱丽丝漫游奇境”标出一百五十万英镑的高价时，遭到了岛国艺术老钱的无情挖苦和嘲笑。《卫报》以“‘差点儿成达利’的买卖”(The ‘almost Dali’ trade)为标题，明言这些雕塑跟达利本人并无关系，而且在艺术家死后数以千计地批量生产。

大号爱丽丝是八件之一，小一点的爱丽丝雕塑标价一万九千五百镑，限量350件，再看仔细点儿，你又会发现小号版还分蓝色、绿色和棕色，每种限量350件。图册说明里说该雕塑“构思于1977年”，但铸造于更晚的时间，第一件成品实际上“诞生于1984年”。其他的那些，近至2005年生产的都有，市场需要多少，就有多少不同尺寸、不同颜色的雕塑能被造出来。

《卫报》记者观察到Levi的销售团队在向潜在买家兜售雕塑时，一再确认这些雕塑的原始蜡模都是达利亲手制成，记者质问Levi时，他只得承认手下“说错了”。记者还仔细研究了“被提供的”(proffered，看到这里真心佩服英语的丰富活泼啊)鉴定证书，也就是Descharnes开的鉴定证书，上面说“根据艺术家或艺术家的法定代理人所签署的合同认定为真品”，记者发现，其中一份证书的合同签署机构根本就是Levi本人运营的。

位于上海街头的“融化的时钟”雕塑

自己跟自己签授权合同再认定自己是真迹，也是醉了，不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人民不那么好忽悠。一位匿名线人告诉记者，Levi制作一座雕塑的成本不会超过一千镑，卖出去可要两万五千镑。记者不知好歹地向Levi求证，他非常不悦，说：“你知道杰夫·昆斯卖两千万英镑的雕塑造价是多少钱吗?三千镑!你为什么要来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也太对不住杰夫·昆斯了，人家卖的明明是萌。

大拍卖行如苏富比和佳士得对此类“差点儿成达利”的雕塑都持谨慎观望态度，一位伦敦艺术商人说：“正经藏家不会碰这种东西。”《卫报》记者把最狠的问题留到了最后，您觉得这些雕塑会像达利的画作一样升值吗?Levi回答：“说老实话，我没法说，就像我没法预测股市一样……如果你喜欢，就买下。我不做任何保证。”

相信最让Descharnes和Levi头疼的恐怕是中国的山寨作坊，只要有图，他们什么都能做得像模像样，而且价格便宜得惊人。

此次外滩18号的展览，除雕塑外还有一幅压轴油画作品《意乱情迷》(Spellbound)，宣传稿上说是高5米宽11米，然而2000年西班牙《先锋报》上描述的Levi收藏是5.2米×5.75米。不知是否两幅尺寸不一的同类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画也不是达利手绘的。

之所以取名《意乱情迷》是来自希区柯克1944年的同名电影，通译《爱德华大夫》。画中那些巨大的眼球是达利为电影的梦境场景设计的背景，他为这个场景画了一系列小型油画和速写，指示梦境场景应该如何安排，但他本人并没有亲手绘制最终成品的布景油画。达利剧院博物馆拥有几幅较小尺寸真迹(1米左右)，从中可以看出达利设计构思的过程。达利完成创意后，再由油画师将之在巨幅帆布上一一实现。

Levi说他的画是从美国电影制片人的儿子大卫·塞尔兹尼克手里购得的，这样的信息常会让人误以为这画是达利手迹。其实此画即便作为达利构思、《爱德华大夫》梦境场景的背景就已经很有价值，完全没必要像中文宣传稿那样夸大并误导读者是达利真迹。话说清楚，总没坏处。至于2000年在伦敦展的较小尺幅和近日将在上海亮相的大尺幅是不是都从塞尔兹尼克处同批购得，这是有意收藏者该讲究的地方，对普通老百姓则意义不大。

著名的红唇沙发灵感来自好莱坞女星梅·韦斯特(Mae West)。达利非常迷恋这位丰满美艳的银幕妖女，把她的脸画成房间，还在剧院美术馆中专门设计了一个“梅·韦斯特房间”。

整个房间的布置非常奇特，前方两边拉起的帘子是金色的，墙壁上有两幅并排的黑白风景画，靠墙正中是鼻孔造型的壁炉上面放着一座钟，房间中央是一个娇艳欲滴唇形的红色沙发。从远处的楼梯爬到高处用哈哈效果的望远镜看去正是梅·韦斯特的脸。此次K11的展览中，达利基金会将授权K11展场复制达利剧院博物馆“梅·韦斯特房间”的整体造型和效果，让观众可以以正确的方式欣赏这达利最特别的创意之一。

卡拉与达利

1936年达利开始与伦敦的诗人收藏家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合作，为他设计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家具，以满足他在萨塞克斯大宅的幻想装饰需要。1938年达利开始制作沙发，詹姆斯全程参与，选择了布料和颜色。当时这只沙发只生产了五件，詹姆斯全部收进，其中三件截至2003年仍由爱德华·詹姆斯基金会持有，一件去了布莱顿博物馆，还有一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由私人藏家拍得。

1972年达利又与西班牙建筑师Oscar Tusquets和法国设计师Jean-Michel Frank合作，为戏剧博物馆的“梅·韦斯特房间”设计红唇沙发。现在西班牙著名家居设计公司BD Barcelona拥有独家销售红唇沙发的权利，还有三只高跟鞋脚的扶手椅(Leda Chair)、加拉沙发等等。此番Levi在上海展出的红唇沙发，宣传稿里说是八分之一件，不知是按照哪次编号的标准(1938年初版只有五件哦)。如果有想买个红唇沙发放在家里坐坐的人，BD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达利艺术品的乱象，部分原因当然是达利夫妇胡乱授权管理不善，但每个天才都有弱点，即便艺术家自身有问题也不能成为那些浑水摸鱼、趁机牟利之人的托辞。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中充满了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和谎言，背后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我们还是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三个达利展都看一看，这样会对本雅明所言区分艺术品之原作和机械复制的“灵晕”(aura)有更直观的理解。

（责任编辑：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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